北学早期概念意指夏商周三代设立的京畿学府之一，即具有国家性质的学术研究基地。延及南北朝时期，又专指北朝经学，以“深芜”（《北史·儒林传序》）为主要特点。自唐代统一之后，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合南北之学而为一。后至宋朝，地方学术大盛，如关学有张载，洛学有二程，蜀学有三苏，北学有邵雍。降及明清，学人的流派意识更为浓厚，如明后期冯从吾辑《关学编》，清初孙奇逢授意弟子魏一鳌辑《洛学编》、汤斌辑《北学编》，后尹会一分别续之，清末又有方守道、高賡恩仿照《北学编》体例而輯成《蜀学编》。由此概观，北学发展史不可谓不盛，然其名声及研究史却为其它学派所掩，这个现象着实应引起学界注意和反思。随着国家雄安新区建设提上日程，由此倒逼众多研究者开始集中力量以重现北学风貌。现河北大学梁松涛和胡连利教授有鉴于此，通过细致搜求历史地理意义上的雄安新区历史上所诞生的文史经典，涉及约四十位学人近一百四十种达二百四十册内容，从而完成了《雄安文脉丛书》这部为重振北学研究的筑基之作。就其学术价值和意义来看，主要引起如下三点思考：
第一，从学术史来看，北学渊源于先秦荀子，发展于汉魏晋南北朝的经学，后合流于唐代，奠基于宋元，终完成于清代，经历了漫长且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然而就其研究现状来说，绝大部分成果的刺激点往往来源于古代史书、诗文史论，以及现代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钱穆《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论著中的散见言论，相关研究则主要集中于身于明清易代之际的孙奇逢、王余佑，以及清初颜元、李塨等人物个案，从而呈现出了单一化、零散化、平面化的特点，实在与北学历史地位不相符合。梁世和于《北学与燕赵文化》一文中指出：“作为学术概念的‘北学’主要包含了三种含义：第一，特指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经学。第二，泛指“北方之学”。第三，指以燕赵之学为核心的北方之学。”分析而言，雄安新区作为京津冀地理意义上的核心地带，曾诞生了众多学术名家和文人作者，集中展现了燕赵文化的精髓，其世代累积下来的文史成果已经成为了北学的重要一环。因此，《文脉丛书》的整理出版，必将极大助益于北学研究，从而有着极为重大的学术史价值。
第二，从目录学角度来看，该套丛书的编排体例充分彰显了著者正本清源之意，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意义。关于这一点，清代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指出：“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又云：“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具体而论，《文脉丛书》以《北学编》及其续编为纲，以正北学名位及其源流发展和学术含量；下以相关著述及其多种版本为目，依照年代先后进行编次，始于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终于清代黄淑璥《中州金石考》。同时，还为某些历史上已被推认是北学代表的学人附加相关年谱著作，以备研究者参看。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丛书目录可以发现，不少异代或同代学人之间有明显的宗祖关系、师徒关系、私淑关系。特别是明清以来，这种团体靠拢倾向和流派意识表现的更为明显。由此，雄安学术潜在的传承与发展脉络也就一目了然。整体来说，该套《丛书》中有大量书目的出版刊行尚属首次，故采用全面影印的方式以保留其原始面貌，以待有志于此学之士作进一步的校勘整理，所以实有嘉惠学林的奠基之功。
第三，从文献主体内容来看，《文脉丛书》涉及学科门类极广，包括神话学、诗经学、尚书学、易学、史学、理学、文学、金石学、小学、医学等十余种，经、史、子、集靡不备具。据此得以证明，以雄安学术文脉为代表的北学范畴并非单一的，而是有着丰富多彩的风貌。与此同时，其文化精神和辞章特色又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且以北地文学为例析之，唐魏徵《隋书·文学传序》云：“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辞……理深者便于时用。”明王世贞《曲藻·曲藻序》云：“大抵北主劲切雄丽。”曹溶《海日堂集序》云：“河朔之诗苍莽任质，锐逸自喜。”民国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云：“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云：“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大抵北方之文，猥琐铺叙以为平常，故朴而不文。”由此可见，北学之文学范畴整体呈现出了重气质、尚实用、苍莽锐逸、慷慨悲歌、以记事、析理为主的书写特质，而这在《丛书》中就可以获得较为直观的艺术感受。此外，诸如北学所属其它学科著作的辞章文采是否也具有该种审美取向，以及微观考察的话是否存在迥异于批评者整体观感的其它魅力，这些问题也都能从其中找出有力的文献支撑。
第四，从学术与地理关系的研究视域来看，梁启超曾通过北学思想特质而推究其与地域及人文环境之关系，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指出：“北地苦寒硗瘠，谋生不易，其民族销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焉。惟然，故重家族，以族长制度为政治之本，封建与宗法，皆族长政治之圆满者也。敬老年，尊先祖，随而崇古之念重，保守之情深，排外之力强。则古昔，称先王；内其国，外夷狄；重礼文，系亲爱；守法律，畏天命：此北学之精神也。”由此表明，早期历史进程中，北地开发较晚而多贫瘠苦寒，故而崇尚人事实际和身体力行，尤重修齐治平之术。因之，思想性格上也趋于保守，故而好古圣而敬宗族，重人伦而守礼法，此种精神亦融于作文当中，而成为其学术特质。通过阅读《丛书》所收录的文史学术典籍，我们可以发现这在雄安深层历史文化中获得了充分显现。然不宜忽略的是，随着社会时代的推移和区域文化的融合，其特质也在不断被打破中而裂变新生。因此，如何在当代较为科学的视野下析出雄安地理与人文精神的流动性过程，则亟待相关研究者能从该套《丛书》所提供的文献中作更深的探索。
总体来说，由于该书体系较为庞大，故个别书目存在编排体例不统一、以及相异版本重收或交叉收录的现象也是在所难免。但是，微瑕不足以掩白璧，一失不足以损千虑，《雄安文脉丛书》实堪当代雄安学术及北学研究，乃至雄安精神文明建设中不可逾越的重量级著作。最后，须得说明的是，笔者学识不足、功底尚浅，如有不足或不当之处，万望方家指正。
广西大学文学院 李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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